2200年，如此久远。可在重庆武隆乌江之畔，却因为一座墓葬的出土而近在眼前。

  2200年，如此久远。可在重庆武隆乌江之畔，却因为一座墓葬的出土而近在眼前。

  12月15日，来自北京、武汉、成都、西安、重庆等地的20余位专家汇聚武隆，来到近期在该区出土的关口西汉一号墓当地考验查证，并召开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地下文物保护成果汇报会暨关口西汉一号墓专家论证会，为关口西汉一号墓清理、保护、利用等工作建言献策。

  关口西汉一号墓是为配合重庆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而开展的抢救性发掘发现的。根据出土木牍记录，墓主人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86年，距今已超过2200年。

  “真是宛然如新啊！”当在考古发掘现场附近看到出土漆木器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感叹道。

  关口西汉一号墓出土器物600余件，分为漆木、竹、铜、陶、玉5类。作为重庆迄今唯一经考古发掘的“清水墓”（墓葬内部被地下水淹没包围），得益于水体隔绝了空气，耳杯、漆盘等一件件漆木器光亮如新、精美绝伦。

  在墓葬的头厢出土的180件器物中，木牍是最重要的发现。本次发现的木牍分干支木牍和遣策两类。遣策共8枚，其中1枚为告地书。

  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说，告地书上有“御史昌”3个字。这说明，墓主人是西汉汉惠帝时期的一名御史。他的姓还不得而知，但是名却记录在案——“昌”。

  这位“御史昌”是因为被派遣到巴郡工作才葬于此地吗？信立祥认为，更大可能是“归葬”。也就是说，“御史昌”的家乡在巴郡，他是在去世后“落叶归根”。

  除了“御史昌”3个字之外，告地书上还出现了“涪陵”二字，这两个字的出现，将“涪陵”得名的历史提前了数十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刘豫川说，关于“涪陵”设县，学界一般认为是汉武帝时期的西汉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告地书中关于“涪陵”的记载，将涪陵设县的历史从西汉中期提前至不晚于西汉初期。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项目考古领队黄伟说，经过对木棺里遗骸的体质人类学分析检测，墓主人是一名男性，死亡时为中老年。根据保存较为完整的椎骨高度、脚部跖骨的长度，初步判断墓主人身高为175厘米以上。墓主人肢骨极为粗壮，显示其生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

  两双出土的“编织履”也呈现在专家面前。“履”长27厘米，相当于现在穿44码鞋的脚，进一步说明墓主人身材高大。

  有趣的是，根据遣策记录的随葬品名称可知，墓主人带入棺椁之中的，不仅有最常见的奴仆木俑，还有代表家人的木俑。“将家人雕刻成木俑带入墓葬之中，这在全国是非常少见的。”黄伟说，这一发现，对研究古代木俑很有重要的意义。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项目总负责人白九江认为，关口西汉一号墓展现了汉文化确立过程中，巴、蜀、楚、秦文化交汇融合的时代特征。

  为何这样说呢？在出土器物中，铜鍪是典型的巴文化器物；一些漆器底部有“成市草”的烙印，意味着这些漆器来自蜀地，是成都的漆器作坊制作的；漆木器的纹饰、器型等具有楚地特征；蒜头壶等器物则是秦文化代表器物。

  “当时是汉初，说明汉初经济在秦的基础上并没有停滞，一些手工业尤其是漆器制造业在成都仍然在发展。”信立祥表示。

  “这座墓葬体现出多元文化影响，反映出墓主人是当时的弄潮儿。”霍巍说，墓葬处于交通要冲之上，所以在墓葬中看到了多种文化因素汇聚融合的现象。“这座墓葬的发现，对于中国汉代墓葬制度研究，对长江上游地区跟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关口西汉一号墓堪称中国陵墓考古的重大发现。”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焦南峰说，这座墓葬出土器物数量众多，整体有600多件，相信随着出土器物的进一步梳理，这个数字还会增加。他还表示，关口西汉一号墓随葬品蕴含的文化元素非常丰富，巴、蜀、楚、秦风格交融其间，是西汉早期巴蜀地区文化大进步的实证。

  当日下午进行的论证会持续4个半小时。专家们在对现阶段考古工作表示赞誉，对考古价值进行判断的同时，也对墓葬的保护、利用等工作提出建议。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考古理论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李政说，朱砂是古人炼丹必不可少的原材料。朱砂也属于中药的原材料之一，但考古工作者在包括长沙马王堆等在内的墓葬中，大多发现的是用朱砂制作完成的丹药，发现的朱砂原矿非常少，“关口西汉一号墓朱砂原矿的出土，为我们溯源朱砂产地，提供了最新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邬文玲是武隆人。她满怀期待地说：“作为武隆人，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在保护墓葬的基础上建设遗址公园或者专题博物馆，让武隆除了有自然风光，还有拿得出手的历史文化遗迹，吸引游客前来参观，支持武隆的发展？”

  邬文玲说出了不少专家的心声。从重庆、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角度，专家们也分享了“金点子”。

  专家们注意到，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地下文物保护项目成果丰硕，在乌江下游沿岸有新石器、商周、西汉等不同时期的遗址，遗址数量多、时代跨度大、类型丰富。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王川平、重庆师范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邹后曦等专家表示，应以更广阔的视野观照关口西汉一号墓，进一步重视对墓葬的保护，对出土器物的清理，和跨学科研究等工作。此外，还应川渝携手，在嘉陵江流域开展联合考古等工作，助推巴蜀文化绽放时代光彩。

  市文化旅游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幸军说，接下来，要将关口西汉一号墓纳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框架之中，规划项目，并系统推进。同时，要注重出土文物的活化利用，特别是博物馆的建设也要提上议事日程。

  2200年，如此久远。可在重庆武隆乌江之畔，却因为一座墓葬的出土而近在眼前。

  12月15日，来自北京、武汉、成都、西安、重庆等地的20余位专家汇聚武隆，来到近期在该区出土的关口西汉一号墓实地考察，并召开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地下文物保护成果汇报会暨关口西汉一号墓专家论证会，为关口西汉一号墓清理、保护、利用等工作建言献策。

  关口西汉一号墓是为配合重庆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而开展的抢救性发掘发现的。根据出土木牍记录，墓主人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86年，距今已超过2200年。

  “真是宛然如新啊！”当在考古发掘现场附近看到出土漆木器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感叹道。

  关口西汉一号墓出土器物600余件，分为漆木、竹、铜、陶、玉5类。作为重庆迄今唯一经考古发掘的“清水墓”（墓葬内部被地下水淹没包围），得益于水体隔绝了空气，耳杯、漆盘等一件件漆木器光亮如新、精美绝伦。

  在墓葬的头厢出土的180件器物中，木牍是最为重要的发现。本次发现的木牍分干支木牍和遣策两类。遣策共8枚，其中1枚为告地书。

  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说，告地书上有“御史昌”3个字。这说明，墓主人是西汉汉惠帝时期的一名御史。他的姓还不得而知，但是名却记录在案——“昌”。

  这位“御史昌”是因为被派遣到巴郡工作才葬于此地吗？信立祥认为，更大可能是“归葬”。也就是说，“御史昌”的家乡在巴郡，他是在去世后“落叶归根”。

  除了“御史昌”3个字之外，告地书上还出现了“涪陵”二字，这两个字的出现，将“涪陵”得名的历史提前了数十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刘豫川说，关于“涪陵”设县，学界一般认为是汉武帝时期的西汉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告地书中关于“涪陵”的记载，将涪陵设县的历史从西汉中期提前至不晚于西汉初期。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项目考古领队黄伟说，经过对木棺里遗骸的体质人类学分析检测，墓主人是一名男性，死亡时为中老年。根据保存较为完整的椎骨高度、脚部跖骨的长度，初步判断墓主人身高为175厘米以上。墓主人肢骨极为粗壮，显示其生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

  两双出土的“编织履”也呈现在专家面前。“履”长27厘米，相当于现在穿44码鞋的脚，进一步说明墓主人身材高大。

  有趣的是，根据遣策记录的随葬品名称可知，墓主人带入棺椁之中的，不仅有最常见的奴仆木俑，还有代表家人的木俑。“将家人雕刻成木俑带入墓葬之中，这在全国是非常少见的。”黄伟说，这一发现，对研究古代木俑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项目总负责人白九江认为，关口西汉一号墓展现了汉文化确立过程中，巴、蜀、楚、秦文化交汇融合的时代特征。

  为何这样说呢？在出土器物中，铜鍪是典型的巴文化器物；一些漆器底部有“成市草”的烙印，意味着这些漆器来自蜀地，是成都的漆器作坊制作的；漆木器的纹饰、器型等具有楚地特征；蒜头壶等器物则是秦文化代表器物。

  “当时是汉初，说明汉初经济在秦的基础上并没有停滞，一些手工业尤其是漆器制造业在成都仍然在发展。”信立祥表示。

  “这座墓葬体现出多元文化影响，反映出墓主人是当时的弄潮儿。”霍巍说，墓葬处于交通要冲之上，所以在墓葬中看到了多种文化因素汇聚融合的现象。“这座墓葬的发现，对于中国汉代墓葬制度研究，对长江上游地区跟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关口西汉一号墓堪称中国陵墓考古的重大发现。”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焦南峰说，这座墓葬出土器物数量众多，整体有600多件，相信随出土器物的进一步梳理，这一个数字还会增加。他还表示，关口西汉一号墓随葬品蕴含的文化元素很丰富，巴、蜀、楚、秦风格交融其间，是西汉早期巴蜀地区文化大进步的实证。

  当日下午进行的论证会持续4个半小时。专家们在对现阶段考古工作表示赞誉，对考古价值进行判断的同时，也对墓葬的保护、利用等工作提出建议。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考古理论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李政说，朱砂是古人炼丹必不可少的原材料。朱砂也属于中药的原材料之一，但考古工作者在包括长沙马王堆等在内的墓葬中，大多发现的是用朱砂制作完成的丹药，发现的朱砂原矿非常少，“关口西汉一号墓朱砂原矿的出土，为我们溯源朱砂产地，提供了最新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邬文玲是武隆人。她满怀期待地说：“作为武隆人，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在保护墓葬的基础上建设遗址公园或者专题博物馆，让武隆除了有自然风光，还有拿得出手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遗迹，吸引游客前来参观，支持武隆的发展？”

  邬文玲说出了不少专家的心声。从重庆、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角度，专家们也分享了“金点子”。

  专家们注意到，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地下文物保护项目成果丰硕，在乌江下游沿岸有新石器、商周、西汉等不同时期的遗址，遗址数量多、时代跨度大、类型丰富。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王川平、重庆师范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邹后曦等专家这样认为，应以更广阔的视野观照关口西汉一号墓，进一步重视对墓葬的保护，对出土器物的清理，和跨学科研究等工作。此外，还应川渝携手，在嘉陵江流域开展联合考古等工作，助推巴蜀文化绽放时代光彩。

  市文化旅游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幸军说，接下来，要将关口西汉一号墓纳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框架之中，规划项目，并系统推进。同时，要注重出土文物的活化利用，特别是博物馆的建设也要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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