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本意为质朴胜过了文饰就会粗野，文饰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文采和实质配合相当，即可称之为君子。在当下的电影市场里，有许多的影片在“文”的表现上都十分优秀，凭借着精妙的构思使得影片具备极高的艺术价值，也因此得到诸多褒奖。但《我不是药神》这部大众电影显然不是以“文”见长的，他以嘶哑而精准的“质”的悲鸣，说出了普通人心中的叹息。观众们给予这部影片很高的评分，并非因为他“文质彬彬”，已达到了“君子”的境界。而是因为他从一般平民的视角出发，用电影这种媒体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这种故事因为其朴实性而更易引发共鸣，引起广泛的思考与讨论，产生更明显的社会意义。所以，我们鉴赏《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更应回归到故事本身，思考影片所揭示的现实问题，领会作者企图带给我们的启发。

  “他不过是想活着，他有什么罪？”不同于“超人”类电影，《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更侧重于对平凡小人物的勾勒。这种优缺点并存的不完美个体更易将观众代入其中，品味他们的酸甜苦辣，理解他们在影片所设置情景下的选择。

  以充满人性弱点的主人公程勇为例，电影开头所展现的情节中，将其塑造为一个落魄贫穷，油滑市井，暴躁易怒有些蛮横的中年男人形象。这注定了他并非彻底的“圣人”；注定了他会和生活中的平凡的你我一样会贪生怕死，会在面临有关个人利益的抉择时蹉跎再三，将自己放在首位。因此，后来在走私药物后的肆意挥霍；在被贩卖假药的张长林要挟时，他因害怕被抓，即使明知张长林会不顾病人的情况将仿制药涨价也把仿制药的代理权交给了对方；在散伙时，对曾经的伙伴恶语相向......这一切似乎都在观众的意料之中。而随着故事的发展：张长林因过分提高药价而被人举报，患者们没有了药物来源。吕受益的病情也因此恶化，在他的妻子的苦苦哀求下，程勇终于同意回印度带回药物。可是，吕受益终究还是去世了。当他走出吕受益家门时，迎面而来的是许许多多与吕受益一样因为彭勇转让药物代理权而失去救命药来源的患者，他们不动声色地看着彭勇，仿佛是对彭勇的审判......走到尽头，程勇碰到了曾经的伙伴黄毛。黄毛的眼神中，不再是往日的感激，有的只是责问与鄙夷。

  也正是至此，影片对程勇的“抑”结束，“扬”的片段真正开始。彭勇受到了这件事的触动，他不再顾虑为病人购买仿制药的风险，也不再为盈利而卖药，只想为白血病患者带来生的希望。甚至，在印度仿制药制药厂被起诉查封，只能从当地零售药店购买药品时，他宁愿自己倒贴钱，也仍然按500一瓶的价格卖药；甚至，当预感到事情即将败露时，他也没选跑路，而是将小儿子送走，自己尽可能地为患者再进一批药；甚至，在被逮捕时，他一直看向拿着药逃走的患者们，唯一想的就是让他们把药物安全带走。这样的彭勇，无疑是让人心生怜悯乃至敬佩的。也因此，在警方将彭勇押往监狱时，无数的患者站在路旁为他送行。这一刻，荧幕上的彭勇是闪着光的，是让人感动的。

  与程勇一样，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同样都是小人物。吕受益，饱受白血病折磨，在儿子带来的希望中勉强存活。他胆小懦弱，却依然愿意为更多的病人带来希望。曹斌，人民警察，在法理与情理的岔路口摇摆不定，一方面遵从上级指令追查仿制药销售网，并将黄毛逼向思路；一方面在后来查找案件线索时，在老婆婆的恳求中心软，拒绝办案。思慧，沉沦于风月场所，在昏暗的地下歌厅跳着低俗的舞蹈，却也仅仅是为了救治患病的女儿。黄毛，患病后不愿连累家人独自来到城里，欺负吕受益病弱抢走他的药物，却把药分给其他的病友......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瑕疵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可以批评之处。同样的，我们毋庸置疑，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可以让人为之感动的地方。这样的人物塑造，对标的正是现实中的平凡你我。生活常常不是理想的，我们也不会是圣人。在讲述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时，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特点恰恰是现实生说中很多人的常态。透过他们，我们不仅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更能看见我们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的影像。透过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好像看到了自己生活的重现。

  毋庸置疑，如雷锋一般的“圣人”式人物理应成为每个人学习的榜样，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他们的优异而产生距离感。因此，现实主义影片更倾向于塑造贴近大众的小人物，讲述他们生活中的曲折盘旋，兜兜转转。而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挣扎与沉沦，更是极具冲突性。

  你我皆是这大时代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是滚滚激流中微不足道的一叶，当我们走进影院，观看同为小人物的他们时，不免会找到一些自我认同。在喧嚣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们不可避免地孤独拥抱，同时也拥抱孤独。所以这一点点的自我认同，便是许多溺水者手中柔弱而坚韧的水草，支撑着他们继续浮沉。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且以“质”取胜的商业化电影，要将故事中的感人之处充分反映出来不能仅凭借语言去传达，而要通过一些视觉化细节呈现给观众。视觉化细节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物的刻画，二是对某个物体的运用及处理。

  在本片中，对于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人物刻画可以说是相当真实，无论是慢粒白血病患者因免疫力下降出门时多佩戴口罩，还是他们在经受长时间化疗后面部的憔悴，都让人感受到患者的痛苦遭遇，从而更让人理解患者因为药物价格太贵而买不到救命药时的无奈与愤慨，让人理解他们在抓住程勇从印度带来的低价的同效药物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时的喜悦。而在这其中，最先找到程勇请求其帮忙引进仿制药的吕受益（王传君饰）以及后来与曹斌对峙的老大娘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吕受益在影片中出现的第一秒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副将死之人的模样，尤抱着对人生的热爱，虽然气息微弱，但是你不敢同情他，也不会看低他。此时的他仿佛没什么其他的想法，有的只是：我孩子刚出生，我想搞到药，我想活下去。在全片中，吕受益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温和的乃至有些卑贱的。因为，他的心口始终有着白血病这块巨石，他由于对孩子的喜爱而重拾生的希望，但他并不确定这希望是否真实，他无比渴望着活下去，看到孩子长大成人，看到自己当爷爷......所以，在程勇决定不再负责售卖仿制药，大家不欢而散后，吕受益转头看向程勇，挤出来一句“大家都喝多了是吧？开玩笑的吧？”这句话的含义格外丰富，他是在祈求程勇继续卖药，那几乎是他实现自身活下去愿望的唯一出路。他讲得很柔弱，最终却被程勇一声“滚”呵退。临走时那个高达但无力的身影，步入雨中，整个体态传达出的都是绝望。而在病床上与程勇最后一次见面时，那份虚弱、那份憔悴更是将绝望演绎得淋漓尽致，这种绝望如利剑般深深插入了程勇的心中，促使着他做出了后来的改变。对于影片中的老大娘，她在曹斌将买了仿制药的患者拘留并讲明了包庇“罪犯”的利害后，仍然站了出来，用一种诚恳乃至哀求的语气请求警察不要再追查所谓的假药。尤其是她话中的最后两句“我不想死，我想活着。”短短八个字，道出了无数同她一样的患者的最真切心声。他们并非不知道隐瞒卖药者的行为是错误的，但如果不隐瞒，难道他们买不到药的问题会得到解决吗？并非他们想用盗版药，只是因为正版药他们买不起。这里老大娘的演绎将患者们的为难之处直观而残酷地体现出来，也让观众们对程勇走私仿制药行为更加宽容。

  而在影片中，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还有演员的眼神戏。思慧在酒吧看到男领班跳舞时快意而泛泪的眼睛、老大娘在与曹斌对峙时浑浊而诚恳的眼睛、吕受益病重之时半夜起来望向妻儿忧郁而又温柔的眼睛、程勇被逮捕时无所畏惧但看到病友被赶回时痛心又无奈的眼神以及在吕受益葬礼上，程勇出门看到的众多患者一双双曾经带着祈求和感激，如今却或失望、或愤怒、或无奈、或嘲讽的眼神。这些眼睛，将你我拉入戏中，体会到当事人心中的真切感情，与之同喜同悲。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言甚是。

  在影片中，还有一个物象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橘子。在吕受益初次找到程勇时，他在交流时有些拘谨，让程勇“先吃个橘子，慢慢说”。在吕受益最后一次与程勇见面时，他望向内疚的程勇，仍然是以“吃个橘子吧”开头。吕受益去世后，黄毛吃着橘子，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和朋友道别。橘子，折射出了吕受益的善良与朴实，让他的去世给人以更大的冲击。

  本片的矛盾冲突始于天价药物于普通患病百姓的不可及性。片中的“格列宁”原型是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而且与片中所表现的一样，该药确实对慢粒白血病有相当好的疗效且价格相当昂贵。因此，确实存在因药物价格太贵而导致患者用不起药而贻误治疗时机的情况。所以，影片中的制药公司被塑造成为了最大反派。事实上，从一名药学生的角度来看，这样过于脸谱化、简单化地刻画制药公司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平常所见市面上流通的药物虽然只是盒子里装的几粒片剂或是药剂，但它们其实就是经历了相当漫长而困难的过程才研制出来的。从最初的设计，到合成路线的规划，到制药工艺的开发，第一粒药片产生后，后期还要经历一系列实验等才能交到患者手上。这中间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同时，一个药物的研发，前前后后至少要经历10年的时间，而对新药的专利保护只有20年，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制药公司要在短短几年内收回成本，这几乎决定了诸如此类的新药定价不会低。如此，病人要生存，制药公司需要盈利、需要资金支撑他们开发新药以保持市场竞争力，矛盾似乎永远存在，无法调和。

  所以说，这是专利与生命的对抗，并不是1+1=2那么简单。我们确实应该尽可能的尊重专利权，尽可能的支持正版，盗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内的患者只能以天价购买药物治病就是合理的。正如为程勇辩护的律师所说的那样：格列宁在全球的定价如此高昂，多少病人倾家荡产也负担不起，试问他们这么定价真的合理吗？这就好比我们确实应该尊重知识产权，应该支持正版电影，尽可能地花40块钱去电影院看，但如果任何时间任何场次的正版电影票都定价1000块钱，这就并不合理了。同时数据也显示，格列卫上市十几年间，销售额度达到167亿美元，远超于了研发成本，但药价却始终没降低。

  因此，我们不应该一味的支持仿制药，而正版药也不应该坐地起价，理直气壮地开出天价。解决这一个问题的方案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完善医疗制度，将正版药纳入医保，对病人进行帮助与扶持；二是我国要自主研发药物，并且由国家对价格进行管控，才是防止特效药、救命药价格过高最有效的方式。但自主研发药物何其困难是人尽皆知的，不然我国的有关医疗问题也就本可能那么难解决了。但正如影片的最后程勇所说的那样：不过，我相信今后会慢慢的好。

  《我不是药神》确实是一部剧本很优秀的电影，导演尽可能地做到面面俱到，而不是偏袒某一方，也没有主观臆断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首先是程勇、吕受益等人的形象鲜明，有优点也有缺点，有理性也有感性，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关于社会意义，电影没有一味的支持，也没有一味的支持警方。关于医疗制度，电影没有说用仿制药就一定是对的，也没有说正版药的定价一定是合理的。现在很多人看电影惯性思维地想要区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正派、谁是反派，谁做对了、谁做错了。其实大多数时候荧屏上呈现出的形象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世界上也并非只有好人和坏人两种人。电影想要展现的并非绝对的对错，而是想通过镜头中的一个故事，引发我们对社会、对人生、对种种问题的思考。《我不是药神》绝不应该仅仅只用好不好看、好不好笑、感不感人来评价，如果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的影响下，人们会更加关注医院、病人，国家会更重视药物研发、医疗制度，那么它的意义就已经不能单纯地量化计算了。电影的功能从来就不只是娱乐，更多的是对人民生活的映射，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寄生虫》上映后，更多的人们看到社会阶级差距带来的危害；《二十二》上映后，更多的人们能正视慰安妇的经历，对她们多一份尊重；《绿皮书》上映后，人们更加重视种族歧视的问题；而《我不是药神》上映后，更多人、更多部门开始思考医疗制度的问题……这就是这类电影的意义。希望在不久后的将来，像《寄生虫》《二十二》《绿皮书》《我不是药神》这种剧本扎实、内涵丰富、能引发人们思考的优秀电影能够越来越多。

  (本文为北京大学通选课《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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