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慧眼识珠刘慈欣到自己的童年，从小学教育到写作⋯⋯四川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阿来在最近的一场活动上谈了很多，但核心或许是这句话：如果有太强的规划，太强的计划性，意外的欣喜或挫折，都失去了。而这些在他看来，恰好是人生的巨大财富，这样的人生好像比完全在轨道中按部就班更有意思。

  很奇怪，明明是阿来的新书《去有风的旷野》分享会，话题却总会导向子女教育。这大概是当今社会最无从回避的焦虑，家长、老师和学生们注视着眼前这位作家，他的作品《一滴水经过丽江》被收录进中学《语文》课本，所以都希望他能给出答案。

  “很惭愧，我没有做过《一滴水经过丽江》的阅读理解题。”阿来笑着答，“听说作家做自己文章的阅读理解只能达到及格分，我就不冒这个险了。”

  “今天的孩子多卷，我孙女的那个书包（多沉），老天爷啊，我从小学毕业以来从没读过那么多教材、做过那么多练习册。”阿来不由感叹，现在孩子们的成长是基于升学路径的强规划，对比起来，阿来是典型的“野蛮生长”、不受规划束缚的“跨界神人”。

  在水电站开拖拉机时，不到二十岁的阿来哪里会想到，自己会在41岁成为当时的“茅盾文学奖最年轻得主”。“文学是什么？我那时候听都没听说过这两个字”。当《尘埃落定》屡屡遭出版社拒收，被告知“纯文学没有市场”的阿来从阿坝州当地的文学期刊社辞职，来到成都《科幻世界》“闯市场”，他也不曾规划自己从普通编辑到社长的路，更未料到《科幻世界》在他手里会成为当年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

  一路走来，阿来是拖拉机手、老师、主编，也是四川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还是植物博学家、是救援志愿者⋯⋯作家是主业，又是副业，他的人生路径经常在“规划之外”，但把每一场经历都看作认知世界、探索自我的过程。

  《每日经济新闻》的读者是财经读者，他们也许很擅长炒股和挣钱，也许身居高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颇有建树，但说起子女教育，他们无不焦虑。“精英”的门槛慢慢的升高，名校毕业的父母想让孩子拔尖咋就那么难？为了在有限的资源中获得更多优势，人们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努力和竞争，从小学开始就从早到晚刷题到底有什么意义？人生到底是轨道还是旷野？

  2024 年，《每日经济新闻》迎来风华正茂的20岁，特别启动“智见未来全球高端人物专访系列”，饱受教育内卷困扰的读者朋友们，不妨读读这篇阿来的讲述。阿来给不出你们孩子选科的标准答案，但他打开了一扇窗，让一丝旷野的风吹过，也许这就是文学的意义。

  1959年，我出生在四川阿坝的一个村庄，海拔3000多米，十多户人家，两百多号人，当时很落后。

  这十多户人家还不是紧紧挨着的，而是散布在一条20多公里的峡谷里。我小时候要去最近的一家距离我家3公里的舅舅家，中途会穿越森林、雪山，路上遇到的种种生命，会觉得这是另一个世界。

  高原中的自然世界给我深沉的抚慰，甚至是一种无言的、如神一般的存在。对自然的一花一草，我有着特别的凝视和珍惜。

  1966年，我上小学，连正式课本都没有，就看看报纸，因为交通问题，我们正真看到的报纸往往是一个星期前出版的。童年中的我们，奔走于自然旷野，带着弹弓打鸟。不得不承认，漫山遍野的“散养”很好玩，但疯玩以后，往往会觉得空虚。这种空虚，我从小就可以感觉到。而这种空虚，只可以通过读书来填补。

  到初中，我认识了3000多个汉字，大部分的书就能自己读了，甚至还能用它们来书写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好不容易读完初中，又遇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脆放弃高中，回村寨帮父母干农活。父亲看到我回来很失望，说：“我们已这样了，难道你一辈子也要这样？”

  回乡劳动几个月后，突然得到一个消息：阿坝州水电站招工，我就报名，要出去修水电站。当时我16岁。

  水电站的前半年，工作属于强体力劳动，有一天我洗完衣服，坐着休息看报纸。工地“二把手”惊奇道：“这小鬼，能看懂报纸吗？”又看到我的帽子底写了“阿来的帽子”这几个字，他说这几个字写得好，“这小子有文化”。于是，他找来一本拖拉机的说明书，问我能否读懂？我说大概是懂的。他说，好，那你明天就去学开拖拉机吧。就这样，我在17岁那年，成为一名光荣的水电工程队拖拉机手。

  开了一年多拖拉机，有一天我正在干活，有人在河对岸喊我：“你的中学老师姓曹，让我给你带个信，要恢复高考了，一定要去参加！”

  1977年恢复高考时正值冬季，而水电站最要紧的施工期就是冬天。因为河里的水少了，要建大坝比在夏天丰水期容易得多，所以那时候的工作是连轴转，我半夜交了班，白天赶到县城去高考。大家都觉得我在闹着玩，没想到几个月后，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考上了。

  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当一名中学老师，教语文。那时候我就对教语文有个怀疑，一篇1000多字的文章为何需要用3个课时讲？读一遍、多读一遍、再读一遍，不就完了吗？

  我作了一个尝试，一些最简单的课文，按规定要用一个课时来预习。我说不用预习了，就两个生字，大家用新华字典查就行了。我用一节课的时间来讲这篇课文，并且反复诵读。第二节课、第三节课，我就带大家读不同的文章，再选几篇古今中外相似主题的文章来比较着学。

  坚持一个月后，学生们很高兴，效果也不错。但我违反了教学大纲，教务处主任找我谈话，第一个警告就是把我班主任的职务给免掉了。这就是“轨道”，一切按照规划来。

  在县城里教书，我发现和我一批进学校的好几个老师都在写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和他们一起写。刚开始写时，人家调侃你是“作家”，有点讽刺的意思。

  我30岁那年，出版了第一本书《旧年的血迹》。这本书出了以后，再叫我作家，我就慌张了。我对作家是有标准的，作家是托尔斯泰、曹雪芹、杜甫、马尔克斯，我身边也有些人被叫“作家”，我到底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如果我想入列前者，我要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一个达不到的高峰上吗？

  我完全停下笔，4年没有写作，我开始徒步。31岁，我走通了一条河大渡河，几百公里，全是土。确实，我和无言的山水互相有感应，它的美我能发现。4年下来，我想明白要干啥了。终于，1994年春天，我突然想写东西了《尘埃落定》。

  我很幸运在年轻时遇到了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主题：写作与行走。但这是我或者是谁帮我规划出来的人生吗？不是。客观说，那时候也作不了规划，因为你完全不知道整个社会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后，带来教育、经济的发展，每个人才有机会规划人生。我们当然欢欣鼓舞。

  但我们中国人做事情容易变本加厉，自己给自己加码，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由家族把压力转移到下一代，然后强力给他们灌输他们的将来。

  所以现在的小孩为什么动不动说“老子要躺平”，就因为全是你们强加给他的，很少是他的主动、生命内在的驱动，他对这样一个世界真正的兴趣是什么？遵循规划和自主探索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在其中慢慢寻找自我的热情和方向。

  1994年，我写完了《尘埃落定》，但到1998年才出版，中间被各个出版社退稿。有的出版社拒绝我的理由是：“你还在写纯文学啊？市场化以后，纯文学没人看了。”

  市场化到底是什么？1996年，我索性从《草地》编辑部辞职，来到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任编辑，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不是要搞市场经济、自负盈亏吗？我就来真切体会一下，商业运作是什么。

  市场化带来的风险是，所有的人都在考虑读者，但没人能描绘出读者究竟是谁。一些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编辑，总爱跟我讨论读者、雅俗共赏，我呵斥：“不准说！”有人还要说，我拉着他的领口，对着窗外的人民南路，我说这满大街的人，你给我找出来，读者是谁？他说找不出，我说那就得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从所有来稿中，力所能及地找出我们觉得好的作品。

  刘慈欣的第一篇小说就向《科幻世界》投稿，一看这篇小说是处女作，我说写得好。一问，作者在山西娘子关的一个火力发电厂。这时我手里已经有几个不错的作者了。我觉得这些人将来有戏，我怕下面的编辑看走眼，就跟收发室的人讲清楚，说这个人将来寄来稿子就不经过别人了，直接给我。

  因为当过作者也当过编辑，我更能理解写作。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尘埃落定》。我很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也经常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的编辑文坛著名，不是因为发现了《尘埃落定》和《白鹿原》，是因为把《平凡的世界》拒掉了。

  现在我的工作和生活重心虽然在城市，但我这个在旷野里长大的人，每隔一两个月就必须回到旷野中去。

  曾经，我和朋友们一起去登山，我说难怪把徒步者称为“驴友”，可不就是“驴”吗？我们背着一个比自己脑袋还高的书包，装着帐篷、相机、巧克力，目标是海拔5500米。这中间途经了什么，大部分人不关心，我当时也是其中一员。直到一次我们登唐古拉山停下来休息时，我突然说，我今天不上去了，你们上去吧，我就在这扎帐篷。

  他们说，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趁今天这么好的光线，把我今天经过的花花草草都细细拍一遍。回来以后，我就给自己上植物志课程。我发现观察植物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就有了后来的《西高地行记》《去有风的旷野》。

  所以你看，人生不要有那么强的规划，有时遇到种种意外，反而很多惊喜。如果有太强的规划，太强的计划性，意外的欣喜或挫折，都失去了，而这在我看来，（这些）恰好是人生的巨大财富，这样的人生好像比完全在轨道中按部就班更有意思。

  我在城市里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五六点起床，在无人打扰的、两三个小时的清晨里写作。到了9点，来找我的电话就多起来了。因为我还没退休，还有些公务。我到办公室就把门打开，有人进来就说事，人一走我就迅速投入作家的工作读和写。我选择当这种非全职的作家，就要锻炼这种抗干扰能力。

  因为讲杜甫、讲唐诗，又有文章收录进中学教材，我经常会遇到年轻学生和老师和我探讨当下孩子语文教育的话题。很多时候，我不吐不快。

  比如现在我们主张给孩子拓展阅读，这是我很认同的。但还有一些方法，我就不太主张，比如小小年纪就花很多时间练习写作。

  写作是输出，人一辈子活这么久，你还怕将来没有输出的时候？怕的就是该输出的时候，你没有东西可以输出给别人，是不是？

  中小学正是吸收知识的大好年华，正是博闻强记的大好年华。今天我们总期待少年成名，张爱玲也说“出名要趁早”，我倒是觉得写作是个厚积薄发的事情。几岁、十几岁的时候着什么急？现在多么好的脑子、多么强的记忆力。过去我上学时，一篇课文还没上完我就背得了。现在再让我背一篇课文，非得3个课时，效果还未必好。

  所以要我说，就先训练记忆。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在知识储备不够的时候，过早进入所谓的写作训练，这件事我觉得有待商榷。

  还有同学说，自己在考试时，写抒情文被扣分，老师说这道题必须写记叙文。你看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是不是有点怪？我从来不知道记叙文、抒情文有区别。

  说明文的区分很明白，洗衣粉怎么使用、拖拉机怎么开、遥控器怎么换电池、退烧药几岁吃几片，这很好理解。但叙事文和抒情文怎么划断？中国的文学本来就是抒情和叙事“熔于一炉”的，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你说这是叙事还是抒情？是在描述一个景物，还是在抒发某种感慨？叙事和抒情是有机融合的，从来不是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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