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书》的故事发生在1962年。在开始翻开这本“书”之前，让我们先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了解一下当时的美国具体是何种模样。

  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引发的美国废除奴隶制运动达到高潮。而在其一百年后的北美大地上，黑种人与白种人的不平等现象仍然令人发指。1955年，罗莎·帕克斯在公共汽车上拒绝为白人让座的事件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当时的美国南方仍在公共场合如公共汽车、饭店等地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帕克斯女士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挑战。她的被捕引发了长达381天的蒙哥马利巴士运动，至此，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烈火从此燃烧进而蔓延到全国(姬虹, 2005, p.42)，比如随后的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事件、1960年运动、1961年“自由乘客 ”运动。1962年的美国正是处于黑人民权运动期间。就当黑人认为种族平等就要睹见曙光之时。现实却又给了他们当头一棒。1962年9月，密西西比大学录取了一名黑人学生——詹姆斯·梅瑞迪斯，而这件事挑起了有种族隔离情绪的白人学生的暴力活动，造成了人员受伤，并迫使总统肯尼迪派出了国家军队平息暴乱，梅瑞迪斯在肯尼迪的支持下最终在密西西比大学入校注册。但是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白人意识，种族主义已经沉淀于资产阶级的潜意识当中，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痼疾之一(赖凡, 2009, p.80)。

  同年，钢琴家唐·雪利（黑人）和他的司机托尼·维勒朗格（托尼·利普）（白人）一行人从纽约一路向南，至肯塔基、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及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正是一步步走向了上个世纪废奴运动的漩涡中央。

  作为第9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毫无疑问是一部优秀的电影。那么，它采用了怎样的方法让观众认可它的优秀？答案隐藏在待挖掘的细节中。

  开篇采用直入主题、不插入开场演职员表的方法，让观众忘记自己“观察者”的身份，身临其境地去体验，随着主角回到1962年的美国。这在自然不生硬的同时增强了影片的代入感。

  影视作品中常用远景镜头表现文学作品中的场景描写，用于交代故事背景、渲染特定氛围、为此后的情节做铺垫。主角托尼暂时失业后，经熟人介绍前去雪利博士住处应聘司机职位。托尼尚未找到面试地点、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大厅询问面试地点的场面用远景表现，人物在画面中占比小，用空间上“大”与“小”巨大对比营造落差感，暗示了主角双方地位上的落差；模糊人物的细节的同时，人物语言被放大，从而用语言推动剧情发展。面试过程采用对称构图，使两个人的位置位于镜头的左右两侧，从两人之间远的距离暗示隔阂的存在。此外，“博士”与“打工人”的地位差异也通过两人座位的高低展现——雪利博士位于右侧高处，而托尼位于左侧。

  在工作结束回家就寝的短短时间，镜头顺着托尼的行动路线，向观众展现了从房屋外表到卧室结构——小平房、孩子们与父母住同一间，较为拥挤，表现了托尼一家经济上的拮据，为之后利普为了挣钱寻找工作做铺垫。同时和雪利于卡内基音乐厅的豪华房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凸显了经济地位上的差距。

  在托尼载着雪利博士一路向南参加音乐巡演的路上，车中狭小的空间，使本来不会有近距离接触的两人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影片前期，托尼与雪利博士分别位于画面两端，在表现司机与音乐家老板的身份差异之外，还表现出两者的距离感、疏远感、隔阂感。随剧情的推进，主角两人加深了对对方的了解与信任，在汽车内两人间的距离也逐渐缩短。不仅存在距离的改变，随着两人关系的改善，光影也随之变化。前期，雪利博士在后座的阴影之中，显得拘谨、压抑，凸显两人的生疏；而在经历“炸鸡”事件后，雪利博士露出笑容，车窗外的阳光恰好地照亮了车的后座，暗示了主角心境与关系的转变。

  黑人工人来托尼家做工时，家中成年男性亲友聚在家中，表面看着球赛，实则提防黑人工人，表现出敌意与不信任，暗示了影片的社会环境。

  在主角二人即将出发时，影片名称《绿皮书》才第一次出现，并通过利普对妻子的解释告知观众“绿皮书”的内涵以及“黑人在南方的行动范围受到限制”这一事实。如果说之前利普及其白人家属对黑人的态度会让观众思索该电影的主题是否与种族平等相关，那么上述情节街自然而巧妙地肯定了观众的假设。

  最初主角两人关系之冷漠也是通过细节展现的。出发前妻子交给托尼一袋三明治，并交代是给他和雪利博士两人的。而在车上，镜头分别给了托尼与第二个三明治一个特写，激发观众的好奇心——托尼会做出何种抉择？接下来的画面展现托尼毫不犹豫地吃了妻子给雪利博士准备的三明治，表现了托尼对雪利的不屑与轻视。

  角色塑造上，托尼和雪利博士都并非完美之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脆弱、个人的小心思、难以启齿的秘密。主角为圆形人物，真实而立体，让观众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得到共鸣。

  在主角初踏上旅途时，托尼离开车后返回拿走钱包的举动赤裸裸地表现出对雪利博士的不信任与轻蔑。

  在举手投足之间两人的教育文化差异也体现地淋漓尽致。托尼偷玉石一事一方面能够反映出他并不富裕的家境和贪图小便宜的恶习，另一方面，与另外的情节——托尼尝试找话题闲聊时称雪利博士的专辑《地下的俄尔普斯（Orpheus）》为“孤儿”（orphans），以及原本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进场观看演出的托尼却和一群没有权利进场的黑人司机侍者一起跪在地上掷骰子玩扑克赌钱等，一起呼应了之后雪利博士所言“他们没选择是否进场的权利，但你有”。雪利博士的话语简短而深刻，暗含对托尼没能抓住自己身为白种人的“权益”的痛惜，也是为自己以及其他因为肤色而遭到歧视与不公的人感到悲愤与无奈。

  雪利博士在初次接触炸鸡时问是否有盘子等餐具，接过后小心翼翼用指尖托着食物，流露出无奈与无从下手的困惑，表现雪利脱离世俗、“不食烟火气”。此时镜头从主角二人切换至在行驶的青色轿车，同时背景音乐的音量瞬间提升，欢快的氛围暗示观众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吃完炸鸡后托尼打开车窗将剩下的骨头自然而随意地丢掷而出，而雪利受到感染后将手臂直直地伸出窗外将骨抛出，透露出一份与世俗的油腻不相容的优雅。

  在托尼抛出喝完的饮料瓶后，雪利的笑容消失，重回严肃的神情。此后欢快的背景音乐戛然而止，画面再次切到主角乘坐的轿车，以掉落的饮料瓶为定点，轿车向镜头方向倒退，同时播放主角二人的对话交代原因，既回扣了彼时托尼偷玉石的情节，又营造了喜剧效果，侧面表示出两人关系的改善。

  酒吧驻唱用一首《古老的黑魔法》(That Old Black Magic, by Margaret Whiting)将氛围拉回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1962年，美国陷入古巴导弹危机通过托尼随口的“小心德国佬，他们都是蛇，肯尼迪当时有机会就该炸了他们，包括那些古巴混蛋”交代给观众。

  《绿皮书》就美国种族歧视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并于结尾处给出了一个看似圆满的“打破偏见，皆大欢喜”式的结局。然而，绿皮书本质上无法逃脱白人的优越视角，仍给故事添加了“白人拯救黑人”的主题思想，仅仅在结尾实现了一个小范围、个人之间的“平等”，且这种“平等”的真实性尚未得知。

  在旅行途中利普想与雪利分享炸鸡。在雪利博士说出“其他黑人喜欢吃不代表我也必须喜欢吃”时能够准确的看出，在雪利眼中“炸鸡”的意象象征了普通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是他想要去挣脱的枷锁。此时托尼半怂恿半逼迫地让雪利接过了炸鸡，并让雪利第一次品尝并承认了这种食物的美味。突破旧自我、尝试新事物的情节辅以欢快轻松的背景音乐——这种“谋篇布局”很容易将让观众产生“托尼帮助了雪利使他成功挣脱了自己思想的束缚”的想法。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看似是一种“不要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种族刻板印象而阻碍自己尝试真正美味的食物”的新颖的观点，实则是对刻板印象的强化，原因如下。

  在后续餐宴上，托尼在雪利不知情的情况下故意告诉主办方雪利最喜欢的食物是炸鸡。于是在高雅的西餐氛围上出现了市井街头的世俗与油星。首先，尽管雪利的确承认炸鸡可口，但影片中他从未说明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更何况炸鸡对他而言属于全新的食物。其次，在正式宴会上出现快餐本就不合常理，是怪异甚至荒诞的行为。不仅如此，从影片中可见大部分出场的白种人都对黑人抱有了解尚浅的歧视，而餐宴上上流的白人也只是将雪利当作一个用于消遣的玩物，“让他们感觉自己很有文化”；“炸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加深他们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并且加强对雪利的歧视。如果仅仅为呼应前文雪利“接受炸鸡”而设置这一情节，则显得节外生枝、不明所以。在这层意义上，利普最后的笑或许表现了美国白人披着幽默外套的嘲讽。

  此外，情节的发展趋势让主角二人的关系从雇佣转向雪利博士单方面对托尼的需要。托尼最初的目标极其单纯——挣钱，而一旦他不需要（不想要）这份工资，他对雪利的需求也随即消失。但雪利不同。他需要司机、保镖、交流对象，而在逐渐深入南部的旅程中，若是托尼辞去工作，雪利便寸步难行。在影片中多次安排托尼“拯救”雪利的情节，如与演出地工作人员“据理力争”换得一台斯坦利钢琴供雪利演奏，与警官交涉带出因同性恋事件而被关押的雪利，在雪利酒醉被白种人殴打欺辱时挺身而出……这种的反复会在观众心中加深“白人拯救黑人”的印象。而实际上这种“拯救”并非出于对于平等同胞的爱护，而是处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在阿拉巴马州表演场地的工作人员不允许雪利在餐厅用餐时，托尼选择的方式是对双方进行劝说，等待其中一方打破僵持的局面，做出让步。但当工作人员拿出钱想要收买托尼，并表示“如果你不能被收买，你也不会接这份工作”的时候，托尼上前一步扯住对方的衣领，愤怒地展现出攻击性。

  在观众认为托尼已能平等看待并尊重雪利博士，并尝试理解和开导对方时，托尼因为警察的言语而大打出手。在警察蔑视羞辱雪利时，托尼尝试圆滑地化解矛盾，想用话语来处理问题；一旦警察触犯到他本人的利益时，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用拳头将自己和雪利送进了监狱。可见，托尼看待雪利的尊严问题远没有看待自己那么认真严肃。因此，他先前试图了解、保护雪利的行为在这一角度下能够理解为一种漂亮话和白人对黑人的“施舍”。

  探讨美国种族歧视的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常以黑皮肤的角色为主视角，如《汤姆叔叔的小屋》《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隐物》《相助》等。而《绿皮书》采用以白人托尼的视角切入，而且在影片开头用“托尼丢弃黑人使用过的杯子”这一情节把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挑明，略尖锐地刺破了一些白人的“遮羞布”。

  美国许多关于种族歧视的文学影视作品都选择地位低下的黑人为主角，而绿皮书却选择了社会地位高的雪利。雪利看似地位高，被人们尊称为“博士”，实则仍然处于被白种人蔑视的境地；不仅如此，他的社会地位将他与地位卑微的黑人大众拉开了极大的距离，造成了极深的隔阂。当雪利博士下车，与南方种植园中劳累的黑人工人相望时，间隔他们的不单单是空间上的距离，还有心中的隔阂。“我独自忍受轻视，因为我不被自己人接受。因为我和他们也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不够黑也不够白，我甚至不够男人，告诉我托尼，我是谁？”此外，当时美国社会中地位高的富人多是白种人。雪利黝黑的肤色与绝大多数人的认知发生冲突，即肤色的差异与资产地位的差异不符合人们的刻板印象，在凸显了雪利的格格不入之外，还使种族之间的差异与歧视更加鲜明。

  从上述细节中可做出推论——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根深蒂固、短期难以化解的。但黑暗中任旧存在希望——美国社会上存在并心怀温暖、摒弃歧视的人，影片中托尼的妻子正代表了这一人群。从影片开头至结尾，她都未表现出种族歧视心理。她不仅为在家里做工的黑人工人们送水，还温暖热情地接纳了圣诞节来家中的雪利博士，并感谢雪利帮托尼写的家信。可以说她象征了一种大爱、理智与智慧，一种未来的平等社会的期盼。

  1962年，唐·雪利一路向南巡演，致力于消除不平等与偏见歧视。其后一年，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馆前广场发表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将黑人民权运动推至高峰，这次集会所产生的舆论压力，迫使国会在翌年通过民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为非法，成为美国民权运动史的关键事件。

  当今的社会与数百年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种族歧视并未消失。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社交的便利，同时降低了对他人的公开羞辱的成本。这带来的恐惧和不确定性仍然持续地攻击着社会。

  玛雅·安吉洛（2013）的《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一书为黑人大声呼喊着。声称是我的兄弟，却又充满憎恨；声称是我的姐妹，却又充满轻视；声称是我的朋友，却又利用伤害——这是种族歧视下白人的“人面兽心”。字里行间的呐喊已经突破纸页，如一柄利剑刺穿了一些道貌昂然的人的伪装，揭露了种族歧视者真正的态度。“穷鬼”“饿汉”“被鄙视和被压迫的、有罪的人”是社会的黑暗给无罪者的枷锁。“还要多久，仁慈的主啊？还要多久？”这是玛雅眼中的黑人同胞们的呼声，也是千千万万生存在歧视的目光之下奋力生存的人们的心声——何时种族的旧障壁才能被打破？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光明与平等？

  这同样也是《绿皮书》想要传达的深蕴——希望“黑人”不再是“黑鬼”“奴隶”，而是“长着黑色羽毛的鸟”，“他们坚强，他们心怀希望，他们不畏艰难，也不畏神明，唱出自己的歌”。

  [3]玛雅·安吉洛(著).于霄,王笑红(译).(2013).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上海三联书店.

  (本文为北京大学通选课《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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